距離二十一世紀 519 日(1999 年 8 月 1 日)
作者:鄭泰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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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同音與書同文

  半個月前,我寫了一篇〈注音符號〉,關起門來希望不要在注音符號廢止之後,另外發明一套拼音系統。這篇文章寫好不到十天,就看到七月二十七日的「中國時報」頭條:「中文英譯系統 決採漢語拼音法」。這無疑是一種進步。

  進步之一是:「數十年來,我國獨步全球未採行漢語拼音法,主要受意識形態影響,不願與大陸使用相同的中文英譯系統。」「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昨日強調,上述決定與意識形態無關,也不考慮意識形態問題。」

  五十年來,台灣的意識型態污染太嚴重了。你如果想反對一個人的意見,你不必提出你的論點,你只要給對方扣上一頂「共匪同路人」的帽子,效果保證更好。試想,這成什麼世界?還好胡適之提倡白話文是在「共匪」統一全大陸之前,否則,老頑固們根本不必爭辯了,只要說陳獨秀是共匪、你胡先生是同路人就好啦。那麼,到今天,我們還是沒有白話文。

  中國的語音問題,向來比西方麻煩。歐洲各國,只要講的是不同的話,發出不同的聲音,寫出來的就是不一樣的字。中國各地的方言雖然不同,卻有相同的文字。兩千兩百二十年前,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,用李斯的小篆統一了中國文字,從此,全中國的讀書人,即使講的話不同,寫出來的卻都是一樣。這對於文化的傳播,有很大的貢獻。但是語音上的流變,卻使今人不知古人如何發音。

  早期的韻書 [註一] ,標注聲音的方法是「反切」,例如「同,徒紅切」就表示「同」字的聲音,是「徒」的前半(聲母)加上「紅」的後半。只要你知道「徒」「紅」二字的發音,你就能發出「同」的音。這個方法還算不錯,但是事隔一千年,又沒有錄音,我們對於當時的所有發音,一無所知,所以,一個字的音也發不出來了。

  最早提倡以字母拼音代替反切的,是明朝天啟年間的老外,泰西耶穌會士金尼閣先生 [註二] 。他用的當然不是國際音標,也不是漢語拼音,而是法文。此後,直到近代,這個話題才被國人重視。拼音的規則,卻一直沒有統一,直到中國大陸的「漢語拼音方案」出爐,才算了結。然而,台灣一直是個「化外之區」──只要跟「共匪」不一樣就可以了,隨便你怎麼搞都行。

  不但語音如此,文字也一樣。

  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,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頒佈了三百二十四個俗體簡字,只是後來忙於內鬥與外患,沒有推行。大陸丟掉之後,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,寫《新人生觀》的羅家倫在中國國民黨「總理紀念週」上發表演說,提倡簡體字。內容大意是中國文字必須保存,但如欲保存中國文字,則必須簡化中國文字。他並且指出,蔣總裁曾經指示:標語用字的時候,應該盡力避免十畫以上的難字,否則在一般識字不多的高小學生心目中,多少要費解。同年十二月十六日,蔣總裁主持「總動員運動會報」時指示:「簡體字之提倡,甚為必要。」 [註三] (此人沒讀過什麼書,所謂指示,所考慮者,政治掛帥而已。)

  最有趣的是,一九五四年二月,立法委員廖維藩找了一百零六個人連署,院總字第二二三號:「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,破壞傳統文化,危及國家命脈,特提議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,以固國本案」。內容文字有「和共匪隔海和唱,共同為民族文化的罪人」、「不肖的知識分子」、「類似匪諜行為」等等,紅帽子既出,此事的功敗垂成亦可想而知。即使羅家倫在三月十七日開始,在「中央日報」一連連載了四天的〈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〉的長文,也無力回天了。最後,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,教育部公報;「查共匪毀滅我傳統文字,推行拉丁化之簡體字,破壞結構,混亂形聲,急應徹底予以糾正……」於是,「各國校學生作業,均應用正楷,不得寫簡體字」,「考試試題試卷,除數理化樂譜等橫寫外,他如國文、公民、史地等科目,均應由上而下、由右而左,不得橫排或橫寫。」凡此種種,以至於後來中文橫寫要由右而左,更屬走火入魔之至。

  雖然寫繁體字是很麻煩,但是如果那個時候台灣真的推行簡體字成功,又是什麼下場呢?那就是我們用了一套和大陸不一樣的簡體字(大陸的《簡化漢字總表》是一九六四年才頒佈的 [註四] ),結局是「一國三字」(兩套簡體,一套繁體)。現在的一國兩字,還是比較好的局面,至少繁體字在大陸仍是通行的。

  有很長一段時間,因為優越感作祟,我從來不寫任何一個簡字。到了大四那一年,看到一個中文系的朋友,抄筆記速度之快,使我吃驚,一看之下,才發現他寫了一手的簡字。我忽然覺得從不寫簡字,實在迂腐,所以從善如流,也學了一手標準簡體字。雖然感情上我還是覺得繁體字比較漂亮,但是想想,全世界的中文書,四分之三以上使用簡體字印刷,這就不是情感因素可以解決的了。文字的功能,表情達意終究遠較美觀重要。何況,這美觀的認定,恐怕只因為我認識繁體字太久了。

  認識很久的,還有嘴上說的國語。

  在台灣,國語的推行,可以上溯到荷蘭人推行的台語羅馬字、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以後推行明朝官話、清朝雍正年間開始推行的清朝官話、日本人的皇民化運動、直到國民政府的推行國語運動。台灣的國語運動,雖然推行的效果還算成功(較中國大陸成功),但是推行的方法,卻傷了人民的情感。例如說,很多人小時候都曾經因為講方言被罰款。罰款!講方言居然要罰款!還要罰寫「我不說方言」N次,還要掛狗牌,上書「我不說方言」,好像講方言是什麼道德上可恥的事情似的。討厭日本人那一套,為什麼等到中國人當家做主了,卻又要學日本人那一套呢?

  最離奇的是,所謂的「方言」,僅限於閩南話和客家話,其他三十幾省的話,都是「國語」。如果你聽過蔣總裁、蔣主席那種浙江話,你不會承認那是國語。同樣的,某些外省老師講的什麼狗屁國語,都算國語,但是學生講閩南話,就要罰錢?真是倒行逆施!這些人都該罰抄伊索寓言的〈北風和太陽〉三百遍。

  〈北風和太陽〉的故事裡,北風吹得越用力,路人的衣服就裹得越緊。所以你現在會看到政客在電視上、在國會裡、在街頭運動故意用閩南話發言,而贊成此種作法的電視台就故意不打字幕。我聽過好幾次客家人的抱怨,說這些閩南人怎麼故意這樣?

  當年被壓迫者的這種小家子氣作風,跟當年的壓迫者可說是同一水平,他們分不清「不該做的事」和「不正確的手段」有何不同。「因為國民黨推行國語,所以我們反對國語」和「因為共產黨推行簡字,所以我們反對簡字」,是一樣的幼稚。

  台灣的三種語言(國語、閩南語、客家語),我都聽得懂,差別只在於說的熟練度。過去兩年常常到新竹鄉下,所以客家話又比以前講得好一點。我個人在語言的選擇上,公開場合一定用國語;私底下也是以國語為優先,但如果情境需要,或對方不諳國語,或者國語程度比我的方言程度還差,我就遷就他。兩個人如果在使用語言的習慣上相同,總是會比較親近一點。王永慶曾經說過:「十個人談話的場合,只要有一個人是外省人,我們就應該說國語。」

  每一種語言或文字,都是一種藝術,都有其無可取代的細膩之處。只有足夠愚蠢的人,才會使這種差異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鴻溝。

註一 《校正宋本廣韻》 藝文印書館
註二 《胡適的日記》:民國十年八月十五日 中華書局
註三 《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》 張博宇編 台灣商務
註四 《認識簡體字》 莊淑燕編著 淑馨出版社